「哲学七分钟」实用主义:一句「管用就行」,凭什么算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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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有用。」

会议桌上说完这句,争论通常就停了。家庭群里转来一条养生帖,附一句「反正有用」;公司推一套新流程,理由是「实测有用」;讲题讲到某一步讲不下去,就补一句「这么做能算对」。有用二字在汉语的日常用法里,地位接近句号。它不提供理由,只提供终止。

拆开看,里面是空的。对谁有用?在什么条件下有用?有用到什么时候?这三个问题不回答,「有用」就只是一次情绪的盖章。

1878 年 1 月,美国《大众科学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平淡得像技术手册:《如何把我们的观念弄清楚》。作者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那年三十八岁,白天在美国海岸与大地测量局做重力测量,夜里写逻辑。文章发表后几十年几乎无人问津。它干的事,正是把「有用」这种说法拆到不能再拆。

意义就是可设想的效果

皮尔士在文中给出一条后来被称作实用主义准则的东西。英文原句是:Consider what effects, that might conceivably have practical bearings, we conceive the object of our conception to have. Then, our conception of these effects is the whole of our conception of the object.

译过来:设想一个概念的对象可能具有哪些可设想的、带有实际影响的效果;那么,对这些效果的构想,就是对该对象的构想的全部。(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2, 1878, p.293)

注意最后那个词,the whole。它没说一部分,它说全部。这是一个不留余地的判断:一个概念若不带来任何可设想的实践差别,它就没有内容,剩下的只是词的声响。

他拿「硬」做示范。说钻石是硬的,听上去像在描述钻石内部某种属性。皮尔士说这句话的全部内容是一串条件句:用许多东西去划它,它不会被划伤;它去划别的东西,会留下痕迹。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有人会反问,硬总归得是个什么东西,总得有某种性质承载它。皮尔士的回答是,那些条件句就是那个性质,不需要另外再藏一个东西在后面支撑。

同一套操作放在重量、力、自由上一样有效。它不回答世界由什么构成,只说明一个词在什么条件下能被兑现。这是澄清工作,跟形而上学是两回事;此后一百五十年里,这两件事不断被人搞混。

同年早些时候,皮尔士在《信念的确定》里写了一句更狠的:The irritation of doubt causes a struggle to attain a state of belief. I shall term this struggle inquiry. 怀疑的刺痛引起一场挣扎,以求达到信念的状态;这场挣扎,称为探究。(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2, 1877, p.6)

探究的终点是疑的消失,不一定是真的出现。皮尔士在这里列了四种让人摆脱怀疑的方法:固执,拒绝一切相反证据;权威,让共同体统一口径;先验,跟着合乎理性的品味走;科学,让外在的、能被他人复核的东西来裁定。前三种在心理上极其奏效,能让人安稳一生,这一点皮尔士没有否认。他反对它们的理由很实在:这三种方法让信念的存活取决于运气和权力,科学方法让信念的存活取决于一个会自我纠正的过程。

詹姆斯把「意义」换成了「真理」

1898 年,威廉·詹姆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了一场演讲,题为《哲学概念与实际效果》。他把皮尔士那条原本只用来澄清词义的准则,往前推了一大步:不只词的意思在效果里,观念的「真」也在效果里。

1907 年《实用主义》第六讲,他给出那句被引用最多、也挨骂最多的话:The truth of an idea is not a stagnant property inherent in it. Truth happens to an idea. It becomes true, is made true by events. 一个观念的真,并不是它自身固有的、静止的属性;真发生于观念身上,它变成真的,被事件造成真的。(Pragmatism, Lecture VI, 1907)

happens 这个词是关键。在詹姆斯之前,真被当成一种静态的归属关系,命题与事实相符,像两张纸叠在一起。詹姆斯说符合本身是一个过程:观念被带进经验,被使用,被检验,并且确实带出了它承诺的东西。他用了银行券的比喻,观念像钞票,价值在于能兑现,不能兑现的只是一张印得漂亮的纸。

同一讲里他追问:假设一个观念是真的,它在某个人的实际生活里会造成什么具体差别?这些差别的总和,就是「真」对这个人意味着的全部。他给这个差别起了名字,叫兑现价值,cash-value。

这套说法有一个诱人的推论,也是它后来被人滥用的入口:真若等于兑现,能兑现就成了真。推销员、励志讲师、某些把管理学写成布道文的作者,从此有了一个哲学靠山。詹姆斯本人对这笔遗产并不完全认账,但话已经说出去了。

皮尔士不认这笔账

1905 年,皮尔士在《一元论者》上发了一篇《什么是实用主义》,宣布放弃 pragmatism 这个词,改叫 pragmaticism。理由带着自嘲:新词丑到没人愿意偷,就能保证他说的东西不被别人拿去当招牌。他抱怨原词已经开始被用在别的买卖上。

差别值得掰开。皮尔士的准则是一条语义规则,说一个概念的意思等于它可能带来的可观察差别,用来清除形而上学里的空话。詹姆斯的命题是一条认识论主张,说一个信念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在经验里工作得好。第一条不通向第二条。从「意义在效果里」走到「真理在效果里」,中间隔着一道沟,詹姆斯是跳过去的,没有架桥。

反对者抓住了这一点。1908 年罗素写了一篇《威廉·詹姆斯的真理观》,举了个后来被反复转述的反例:一个人若真诚地相信自己英明伟大,这个信念能让他在饭桌上更从容、在决策时更果断,按詹姆斯的算法,它正在被兑现。那么它是真的?詹姆斯的回应是,兑现必须是长期的,必须与其余经验相容,一个信念如果迟早撞上别的东西而崩塌,那只是一次短期的透支。这个回应把门槛抬高了,也把判据推到了没人能预先算清的地方。谁来判断长期?多长算长期?

同一年,洛夫乔伊在《哲学、心理学与科学方法杂志》上发《十三种实用主义》,把当时挂着这个名号的立场逐条拆开,数出十三种互不相同的说法。数字未必精确,它说明的事很清楚:一个词一旦变成旗帜,就没人再管它原本的意思。

杜威退了一步

杜威在 1938 年《逻辑:探究的理论》里做了一个词上的替换,这个替换很能说明问题。他不再说真理,改说有保证的可断言性,warranted assertibility。

主语从名词换成了形容词,从一个状态换成了一种资格。按杜威的写法,探究开始于一个不确定的情境:处境本身出了问题,工具不好用、习惯失效、预期落空,而不只是心里存着一个问号。探究把这个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一个确定了的情境。知识不是旁观这场过程的记录,它是过程的产物,并且随时准备在下一个出问题的情境里被重新加工。

这次替换是一次退让。放弃真的绝对性,换来的是能把「凭什么现在可以这么说」讲清楚。代价也摆在那里:如果一切断言都只是到目前为止有保证,那么两个都有保证而互相矛盾的断言怎么办?杜威说继续探究。这个回答在实验室里成立,在法庭上、在新闻编辑室里,往往来不及。

罗蒂 1979 年《哲学与自然之镜》把这条线推到尽头:哲学不该再充当自然的镜子,不该再追求一种脱离共同体的、对着世界本身的表征。普特南在 1981 年《理性、真理与历史》里试图拉住缰绳,提出内部实在论,真不能被还原为当下的有用,也不能脱离人的概念框架去谈。这一百年里,实用主义在真与有用之间来回拉扯,谁也没把谁按住。

绕一段路:一个读法律的人

1872 年,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出现了一个小圈子,自称形而上学俱乐部。人不多:皮尔士、詹姆斯、化学家兼哲学家赖特、牧师格林,还有一个年轻律师,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霍姆斯后来把皮尔士的准则用在了最不讲情面的地方。1881 年《普通法》开篇第一句: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was experience. 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它一直是经验。(The Common Law, 1881, Lecture I)

1897 年他在波士顿大学讲《法律之路》,把法律定义成一句让法学生不舒服的话:The prophecies of what the courts will do in fact, and nothing more pretentious, are what I mean by the law. 对法院事实上会怎么判决的预言,别无其他更自负的东西,就是法律所指。(The Path of the Law, 1897)

这是皮尔士准则的直系后代。一项权利这个概念的实践差别是什么?就是去法院起诉时会发生什么。它不描述权利背后的道德实体,它描述一个可预期的后果。霍姆斯没有否定道德,他说的是,法律这门手艺能操作的只有后果,其余部分属于道德哲学,不属于法庭。

这段路的用处在于,它展示了实用主义最有生产力的一面:把含混的大词换成一组可检验的条件。也展示了它最容易被误读的一面:说法律只是预言,听上去像在说正义不存在。

60% 的雨,和一张体检单

天气预报说明日降水概率 60%。这句话常被当成关于世界的陈述在用,好像天上有六成的地方在下雨。它实际说的是:在气象条件相似的历史样本里,十次有六次出现了可测量的降水。再往前一步,它对行动的建议是,带伞的期望损失小于不带伞。

皮尔士会说这句话全部的内容就在后者。一个不改变任何人行为的概率预报,和一个不改变任何人行为的占卜,在认识上没有区别。它的意义落在门口鞋柜上那把伞。

同一个逻辑,藏在体检报告的参考区间里。化验单上每项后面跟着一串数字,标着正常范围。很多人把它读成关于健康的真理:在区间里就是好的,出了就是坏的。它实际是一种统计约定,取自一群人的分布,通常是中间百分之九十五。它给干预定下一个阈值,并没有给身体下定义。同一份血样,换一个实验室、换一套参考人群,那几个箭头可能就换个方向。

哲学后果不小。一个指标被判为偏高,被判定的是行动:要不要进一步检查,要不要用药,要不要改变什么。判定里带着成本,带着风险偏好,带着对不处理会怎样的估计。把参考区间当成真理,会把一整套关于权衡的判断,误当成关于身体的事实。而权衡这件事,天生没有唯一答案。

法庭等不到科学界吵完

公共层面有一个更硬的场合。

1923 年,华盛顿特区的一起案子确立了弗赖伊标准:科学证据要被采纳,得在其所属领域普遍接受。这个标准稳了七十年。1993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Daubert v. Merrell Dow 案里把它换掉,新要求是法官自己审查这套方法可否被检验、是否经过同行评议、已知错误率多少、在相关领域被接受的程度如何。

这次改判的哲学含义比程序含义更值得看。法庭不能等到科学界把问题吵完。一个孩子出生时是否有缺陷、一种药是否致畸,判决必须在几个月内落下。于是「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被替换成「这个方法现在是否足够可靠,可以据以判决」。实用主义在这里赢了,知识的标准按使用场景重新校准。

代价也在同一处显形。1980 年代起,英国的摇晃婴儿综合征成了检方常用的一套诊断,依据是视网膜出血、硬膜下出血、脑水肿这三项。二十多年里,不少父母和保姆据此被判刑。后来一批儿科医生与病理学家指出,这三项表现的鉴别诊断远不止虐待一种,代谢病、感染、意外都可能造成类似图像。儿科医生 Waney Squier 因为出庭质疑这套证据,2016 年被英国医学总会裁定不再适合执业。同一时期,多起旧案开始重审,有的判决被撤销。

1990 年代那些判决,依据的是当时可用的最好的可靠性。二十年后,同一套方法被认定不可靠。实用主义在这里给不出安慰,它只能说,任何断言都带着时效,任何有保证都是一次有期限的背书。法庭要的确定性,与科学能给的确定性,本来就不是一个节奏。

一句没说完的话

皮尔士在 1878 年那篇文章里留了一个尾巴,后来成了他一生最固执的信念:The opinion which is fated to be ultimately agreed to by all who investigate, is what we mean by the truth. 那注定最终会被所有从事探究的人一致同意的意见,就是我们所称的真理。(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1878)

这句话把真理推到无限远。当下的任何有用,都只是一张暂住证,随时可能被下一个探究者撕掉。它同时把真理拴在一个共同体上,不是某一个人的共识,是所有从事探究的人在无限远处会到达的那个点。这个点没人到过,也没人能证明它存在。

于是留下一个实用主义自己也没有答案的问题:一个永远不会被任何人用到、对任何人的行动都不产生差别的命题,算不算真?皮尔士的准则说不算,因为它没有可设想的效果。直觉会抗拒,好像宇宙深处某块石头的重量,不该因为没人去称就不成立。

两种回答都有人守。选哪一种,取决于愿意把真交给使用,还是交给世界本身。皮尔士晚年穷困,手稿装进箱子卖给哈佛,几万页未刊稿躺在那里等人整理。他大概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矛盾:一个人写下的东西,意义也要看后来的人拿它做了什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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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c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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