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庄子·齐物论》)
白话是:南郭子綦靠着几案坐下,仰头向天缓缓吐气,那副离形去智的样子,像是把与自己相对的那个东西弄丢了。侍立在旁边的学生颜成子游看不下去,问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身体当然可以枯得像木头,心当然可以冷得像死灰,可眼前这个凭几而坐的人,和往常那个不是一个人。
子綦的回答里,五个字最要紧:「今者吾丧我。」
这五个字藏着一个很少被留意的语言事实。先秦第一人称不止一个,「吾」和「我」在同一句话里各占一个位置:负责丧的是「吾」,被丧掉的是「我」。一个完整的人格被拆成两截,一截坐着、吐气、应答,另一截被说成是可以丢开的东西。《齐物论》开篇就把「我」当成可丧失的对象来处理,这和后来所有「找回自我」的说法正好掉了个头。
那个被丧掉的「我」,平常靠什么维持在场?它凭什么让人一整天「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和外物纠缠不休,心里斗个不停?
二
子綦没有直接回答。他抛出一段谈风的话,后来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难讲清的一段。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大地吐出一口气,名字叫风。它不刮便罢,一刮起来,千万个孔穴一起怒吼。人吹箫管的声音是人籁,风吹众窍的声音是地籁。子游两样都听过,没听过天籁,于是问天籁是什么。
子綦的回答绕开了正面定义:「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风过万千孔穴,发出万千种声响,这些声响让孔穴各自成了自己的样子,都是它们自己取来的。那么,让它们怒吼起来的那个,究竟是谁?
「怒者其谁邪」是反问,答案就藏在问句的形式里:没有谁。风不是被谁推动的,声响也不是谁指派给孔穴的。每个孔穴按自己的形状出声,大的粗,小的细,凹的闷,裂的尖;风一停(「厉风济则众窍为虚」),万千声响一起归于寂静。这里没有总指挥,也没有总谱。
「自己」在有些本子里写作「自已」,自止、自尔的意思。声响的起和停都出于自身,这正是「自然」二字最早的意思:自己如此,不必他使。子游问的是一个名词,子綦给出的却是一次拆词,把「天」从「有个天在背后役使万物」的信念里拆出来,还原成「万物各自如此」的总和。
三
这段文本有一桩校勘上的小公案,值得绕进去看一眼。
「夫吹万不同」之前到底有没有「天籁者」三个字,学者意见不一。王叔岷《庄子校释》指出,紧接「敢问天籁」之后,子綦无须重复「天籁」二字,主语承前省略本是常事;郭象注里那句「此天籁也」,恰恰因为原文没有这三字,才需要特地点醒。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在正文里补成「夫天籁者,吹万不同」,引王叔岷、严灵峰赞成之说,却对王氏《庄子校诠》中保留的反对意见略而不提。
考据看似琐碎,牵出的却是要害。连「天籁」是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在文本上都站不住。它很可能只是注家为讲清楚而补的一个提手。郭象正好从这里下手。他的注说:「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天籁就是这些孔穴、箫管、有生之物合在一起的那个「自然」,万物之外并无另一物。「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生者「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那么「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万物各自冒出来,找不到一张总的出生证明。
一部注疏史的分歧,到这里成了同一件事:文本越是不肯给出一个实体化的主宰,解释者越想在那个空位上补一个。补进去的,往往是各自时代的形而上学。
四
子綦的追问在身体上又做了一遍。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没有外物就没有「我」,没有「我」也就没有可取用的对象,这话已经贴近实情,却仍不知究竟是谁在支使。仿佛真有个「真宰」,偏偏寻不到它的征兆。
接着是那段近乎冷酷的身体清点:「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骨头、孔窍、脏器全都在场,哪一个算「我」偏爱的?一视同仁,还是对某个偏心?它们彼此是臣妾吗?臣妾之间能互相管束吗?还是轮流做君臣?身体里到底住着一位「真君」没有?
答案是「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找得到也好,找不到也好,对那个真实本身毫无增减。真君没被否定,它被判为无需设定。郭象把这一步推到底,写下八个字:「造物者无主,物各自造。」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顺着讲:「天者,万物之总名,自然之别称。」
两次拆除用的是同一把刀。《齐物论》送走的「我」,是社会关系里那个要面子、要占先、要在是非中站定立场的人;送走的「真宰」,是宇宙论里那个安排万物、支使喜怒的主人。庄子看见的心理事实是:人之所以「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一辈子被驱赶着奔忙,到头来看不见成果,也找不到归处,正因为默认背后有个该替自己做主、也该由自己负责的真君。这个默认本身,正是疲惫的源头。
五
贴身的场景里,这把刀落下的声音很清楚。
会议室里一句话传过来,某人的措辞、某人的语气,某个本不该公开的细节。胸口那股东西立刻往上顶,先在耳根上到,再在攥紧的手指上到,最后才凝成一个字:怒。这时候若追问一句「谁在怒」,会追不到一个发令者。耳根发红没人批准,心跳加快没人签字,那句脱口而出的反击也不是谁预先写好的稿。「怒者其谁邪」问的就是这件事。
时下流行的归因方式,是把此刻的反应一路追到童年,追到某个具体的人,再认定那便是作者。这套追法能解释不少东西,也让一些长期自责的人松了口气。它和「怒者其谁」正好相反:后者把作者取消,前者把作者追到最早的一个人身上。两种做法都绕开了此刻正在发生的那串事件。
现代心理话语另有一个稳固设置,把情绪当成可管理的对象,旁边站着负责管理的那个「我」。调节、觉察、接纳、复盘,这些词都预设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设置有效,确实让一些人不再被情绪拖着走,可它在结构上和它要解决的问题同源:先假定真君坐镇,再把失控算作真君失职。《齐物论》让「我」连同主宰一起退场,剩下的只是「咸其自取」的一连串事件。
代价紧跟着来。怒若没有作者,造成的伤害由谁认领?把「怒者其谁」当成免罪的口实,是这段话最容易遭到的误用,也是历代注家里警觉的一路一直在防的。郭象讲「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说的是宇宙生成,并不替人间的事故开脱。文本拆掉的是形而上学的真宰,不是道德责任的主体。二者之间这道缝,《齐物论》自己没有缝上。
六
公共争论把这道缝暴露得更彻底。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齐物论》)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称作「那边的」,也可以被称作「这边的」。站在那一方,就看不见这一方;从自己这边看,总觉得自己看清了。「这边的」由「那边的」衬托而成,「那边的」也靠「这边的」才成立。两边互为前提,谁都不比谁更有资格自称起点。
同一桩公共事件,两拨人各持一套叙述。一拨看见秩序被扰乱,一拨看见积压太久的怨气。两边的材料可能都真,两边的盲区也一样真,因为「自彼则不见」讲的正是立场决定视野的边界,而不只决定结论。注家常把「莫若以明」说成一种更高明的裁判姿态,文本里并没有给出任何裁断标准。「明」是让两边照见自己被「成心」框住,不是站到第三者位置上宣布谁对。
批评落在这里。《齐物论》把是非还原为视角,看得极准;视角之外的东西,它没看见。两套叙述之间不只有立场差异,还有谁的声音被放大、谁的材料被删去、谁的损失被算进成本。把一切是非收进「彼是相因」的圆环,这些不对称一并被抹平。一套取消裁判的心理学,擅长化解个人心里的死结,碰到需要裁决的公共事务,容易滑向体面的袖手。庄子的诊断对象从来不是制度,是人心。制度的账,他没管。
七
全篇收在一个梦上。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从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翩翩而飞,快意极了,全然忘了自己是庄周。忽然醒来,分明又是庄周。究竟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庄周与蝴蝶总有分别,这种转变叫「物化」。
三家注在这里分岔。郭象把「物化」讲成「死生之变」,成玄英讲成「物理之变化」,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里说,梦中的主体与醒时的主体取得同等地位,两者都不是真理。分歧卡在最后那句「则必有分矣」。梦里的「不知周」,恰恰是全篇最接近「吾丧我」的一刻:那个负责身份、负责立场、负责把一生串成一条线的「我」,短暂地不在场。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点出,「不知周也」才是快意的条件,梦里若还记着自己是谁,计较心一起,就飞不起来了。
梦醒之后「必有分」,分别又回来了。拆真宰的那一刀,到这里停住。《齐物论》把「我」和「真君」都送走,却在这个醒来的瞬间留下一句没有交代的判据:凭什么断定此刻是庄周而不是蝴蝶?文本没有回答,把问题原样留下,像把一把刀搁在桌上。后来的读者各自拿起来,有人用来削执念,有人用来削责任,也有人只是拿在手里看看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