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伦理的定义与前提
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 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
内隐的一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可以通过出售工作能力获取相应收益，用以维持生活
人们所获得的是对他们过去的工作以及他们愿意继续工作的酬谢谢。
另一个内隐的假定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
虽然简单，这却是工作伦理在我们这个“现代性”(modernity)社会呈现形式的总结。
工作伦理的历史背景与影响
工作伦理在工业化的早期进入欧洲人的视野，之后则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号角(或借口)，帮助他们不择手段地拔除其时的普遍性恶3
工作伦理生来就是为了和这些危险、病态的恶习斗争，意欲将它们连根拔起，彻底摧毁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地认为人的需求是既定的，并不渴望追求更多。
工作伦理与人的关系
工作伦理的幌子之下演化出一种纪律伦理:不用在意尊严或荣誉、感受或目的—全力工作就好
在过去，人们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
如果完全被生活逻辑贯彻、吸收，工作伦理将取代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例如反思、评价、选择和目标设定，使它们流为一种过程形式，甚至这种过程的节奏也不再由人自身决定。
工作伦理与社会的关系
一旦被推行，工作伦理也把生产活动和人的需要分离开来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
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一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
并非所有人都能被安排在工厂流水线上，总有些老弱病残不能适应工业化就业的严格要求。长期的探索之后，这个方案终于被找到:工作(任何环境下的任何工作)是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
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
现代雇佣制的工作关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产生的。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想要扩大生产，就需要雇佣大量人力做工。为了让人安然接受这种新的工作制度的束缚，
工作伦理就被创造了出来，首先给思维上锁。工作伦理就是把工作这个奴役与资本增值机制上升到伦理层面。它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有付出才有收获（这是规则束缚），二是不工作是一种罪恶，意味着懒惰、不思进取（这是道德束缚）。
“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人应该是勤勉的、专注的，永远不要考虑自己，只对主人忠诚，依附于主人，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我们平时赞赏的人类美德，到了奴隶身上就成为了罪恶。”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消费者社会的特征
消费者社会是近现代、次现代或后现代阶段的社会形态
在当前这个近现代(late-modern)、次现代(second-modern)或后现代(post-modern)阶段，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
消费者社会的重心从生产转移到消费
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由社会分工的需要决定，社会希望其成员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社会分工
制造消费者
消费主导经济复苏，经济增长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
产出不断下降、订单簿空空如也、商业街门可罗雀，这些都被归咎于消费意愿或“消费者信心的不足。 解决所有麻烦、重获转机的希望被寄托于消费者重拾他们的义务--再次购买，大量购买，不断购买。
身份的社会认同发生变化，老式的职业生涯变得不再合时宜
最初，工作是承接这份新责任的首要工具。工作技能、就业场所以及职业规划是人们努力构建的社会身份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现在，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通过从事的工作来定义永久身份，更不用说确保这个身份。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
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
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她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
使命是一种特权
工作伦理认为，所有工作就本身而言都是“人性化的
尽职尽责能带来最直接、最具决定性、最充分的满足感,
对工作的美学审视则截然不同，它强调了区别，放大了差异
它把某些职业提升到引人入胜的程度，赋予其精致的美学内涵、真正的艺术性体验。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在消费者社会中，一个人无法幸福地生活，甚至无法正常地生活，就意味着他/她是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是有缺陷的消费者
“正常生活”是合格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专注于从各种公开的机会中选择，以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 “幸福生活”的定义是:抓住很多机会，错过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抓住最被人乐道、最被羡慕的机会，而且最好捷足先登，不落于人后。无聊是消费者社会特有的社会分层因素产生的心理学结果 。 这些因素包括:选择的自由度和丰富度、流动的自由度、消除孤立和组织时间的能力 在社会分层的心理学维度中，它或许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最痛苦的感受，也是他们最恼怒、最抗拒的感受。
既然是为了消费而工作，那么不消费，是否就可以不工作或者少工作？不工作可能也不行，因为太“无聊”了。没错，无聊也是消费主义社会“新穷人”的标志，因为无聊不符合这个社会“体面生活”的标准，无聊的你既没有足够的资本去体验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也无法找到一个令人艳羡的工作归属。
福利国家的兴衰
福利国家的概念与工作伦理的关系
福利国家理念责成国家机关负责落实个体需求的平等原则。
公共福利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集体保险，由集体的所有成员共同承担。 它承诺按个体需求而非个体支付的保险金额进行补偿。
福利理念与工作伦理的核心理念存在两种截然相反、难以调和的联系
一方面，主张以集体力量保障个体福利的人承认，以工作支撑生活应该是一种正常状态。 另一方面，公共福利的理念宣称，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保证国家的所有公民“有权”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即使他们对公共财富没有任何贡献。
福利国家的多因素决定性
福利国家出现在下述压力或需要的交汇点:处于困境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只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有组织的劳工，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确保自己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通过减轻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社会不平等来保护和重申社会不平等原则;通过边缘化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来刺激社会接受不平等;以及帮助社会成员安然度过不受政治控制的经济冲击。 所有这些强大的、异质的驱动力汇聚在一起，诞生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的、民主的)现代社会某个高级阶段的福利国家，确实是“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贝弗里奇把自己全面施行福利国家的蓝图视作自由主义美好社会理念的合理又必然的实践贝弗里奇认为平等享有一切基本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极目标。 贝弗里奇主张通过社会的组织力量增加个体的权利。 贝弗里奇撰写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报告》，提交给当时致力于迎接战后和平的政府。贝弗里奇的报告用他的腔调说:制订一项社会保障计划，以确保国家每一个工作过、作出贡献的公民，如果由于任何原因(疾病、事故、失业或年老)不能工作，无法通过劳动获得收入以维持他和依赖于他的人的体面生活时，可以有一份足以维系生活的收入，且这份收入不会因为他拥有其他资产而削减。
普遍性和选择性(经济审查)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
选择性社会保障正无情蚕食普遍性社会保障。
经济审查总体的效果是分化而非融合，是排斥而非包容。
福利国家的衰败
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不是一种解释，其本身就是一种有待解释的现象 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不是一种解释，其本身就是一种有待解释的现象。 另一个需要解释的谜团是，为什么曾经促进和推动福利国家稳步扩张的“正义、合理的道德诉求”，现在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用于激进削减和遣散福利国家。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是，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
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 为了保持生产利润，必须寻找新的处女地、未被开垦过的土地。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近二十年来政治历程似乎否定了上面的推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多数选民都支持那些明确要求削减福利的政党，或那些承诺降低个人税赋(最终也会导致福利的削减)的政党
“增税”已经成为政客最禁忌、选民最憎恶的词语。 政治谱系上的各个党派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一些分析家断言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团结”，一种“跨越左和右”的新政治共识。
大多数中层选民似乎非常确信，由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会更好
他们仍然需要保险以对抗厄运和其他意外，因为他们对这些风险的控制能力并不比他们的父辈更发 但是，他们认为，相对于质量低劣的国家保险而言，能够负担的私人保险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祝福。
招致毁灭的成功
“平权法案”实现了一个类似于福利国家奠基人为福利国家设定目标:它“自己完结自己的工
作”
如果没有“平权法案”，这一切会发生吗?根据纽约大学法学院最近完成的研究，在3435名非裔法律系学生(他们因此有机会进入美国最赚钱的行业之一)中，只有687人能只凭考试成绩进入该校。 可以说，在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平权法案”实现了一个类似于福利国家奠基人为福利国家设定目标:它“自己完结自己的工作
受益于“平权法案”的照顾，一个新的、自信的非裔中产阶级已经诞生
但是，这些受益者们不愿承认，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而是因为得到了帮助。 他们大声又明确地宣布，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其他人也能做到，如果有人做不到，一定是因为他/她不够努力。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工作伦理的变迁及其对穷人的影响
工作伦理最初是为了调和劳动力和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
19世纪初，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生产更多的东西基本等同于让更多的人参与生产过程工作不仅能够使国家富强，也能帮助个人脱贫致富。
20世纪末，工作伦理在诊治时弊的过程中作用明显，尤其是在美国的“以工代赈”计划中
“以工代赈”计划自启动以后(尽管其结果存在争议)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富裕国家(包括英国)的政治家的推崇。 所有现存的证据都表明，该方案的结果令人沮丧.……这个政策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尽管大量历史证据表明，总体来说它们并没有显著减少贫困者的数量，也没有改善穷人的经济自给自足能力。
如今，工作伦理的劝诫显得愈发空洞，它不再符合“产业的需要”，也很难被描绘为实现“国家财富”的必经之路
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 谴责接受救济的人不愿意工作，推断他们只要摆脱麻木和依赖的惯性，就能轻而易举地自力更生，现在听起来像是自欺欺人。
定居者与游牧者
“常规劳动者”是临时的、可替换的、用完即弃的，与从事的工作关系脆弱
他们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超市收银台。他们的工作是脆弱的，肯定不会持续很久，随时可能消失不见。
“常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再对称，依赖性也不再对等
资本家雇用工人不再受限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因此，他们选择基地的首要标准是利润最大化，以及充足的低要求、温顺、不会招惹麻烦的劳动力。 合格并迫切愿意成为“常规劳动者”的人随处可见，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工作，愿意接受最卑微的薪水。
从“失业”到“过剩’
“失业”一词，之前通常用于指向没有工作收入的人，它表达出就业才是“正常态”这个假设
无论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字多么振奋人心，工作岗位仍在持续流失，徒劳寻找工作或因绝望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持续增加。
“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
他们要么出生在一个“饱和”的社会里(即社会的续存无需更多的人从事生产)，要么由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即有了新的生产力，较少的人员参与就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变得不再必要。
“底层阶级”的浮现
“底层阶级”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排除在阶级体系之外的人，他们没任何机会，也无法被重新接纳
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这样描绘底层阶级的群像:从行为界定来说，底层阶级指的是那些穷困的辍学者、无业游民和未婚生子靠社会福利生存的年轻女人。
底层阶级的无用性为社会提供的一种重要价值，这也是底层阶级的危险性为社会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
这个社会中并非不存在乞丐、吸毒者和未婚母亲--每当有人质疑底层社会的存在时，这些“可怜又可恶”的人总是被例举出来。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沦为底层阶级变成了个人选择问题–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在自由的消费者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自由是不被允许的，但很多人认为应该限制那些滥用自由且威胁到他人自由的人。
把“底层阶级问题”和“贫困问题”分开，无疑是一石数鸟
最明显的影响是，在这个以喜欢诉讼著称的社会里，可以避免底层阶级声称自己是社会机能失灵的受害者，剥夺他们“索赔”的权利。
贫穷即犯罪
在市场主导的消费者社会中，对那些无法实现欲望的玩家来说，解除他们的武装，剥夺他们的权利，镇压他们，就成为“通过商品诱惑整合社会”这个策略的必要补充
无能、懒惰的玩家必须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他们是这场游戏的废弃品，只要不停止游戏，不停止吸纳参与者，这种废弃品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贫困从社会政策的问题变成了刑法学和典狱学问题
穷人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弃儿，他们在全面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彻头彻尾地成为社会的公敌。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把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还有另一个作用:把穷人从道德义务的世界中驱逐出去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 这种冲动。
工作伦理令“依靠”这种想法名誉扫地，依靠逐渐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
福利国家体制被指责培养了依靠，问题被提升到自我延续的文化高度，这是去除福利国家体制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现代化的定义与特征
现代化是对世界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难以抑制、令人上瘾的“重塑”
现代化不应该被解释为“通往现代性(modernity)之路” 一旦现代化停止，现代性也随之消亡
永久和持续的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这种生存方式使它有别于其他(传统主义)生存方式。
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逻辑
资本主义初期，其动力来自征服并殖民“处女地’
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把商业活动和家庭经济分离，从而把非现代化的生活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并将其变成资本的牧场。
一旦这项工作完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生存就取决于把已经现代化的部分进一步现代化
这个过程最近被封装在“资产剥离”(asset stripping)这个新潮的概念里。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在托恩的案例中，劳动力市场的过度拥挤被归咎于农业技术进步导致的小农破产和衰败
通过大规模驱逐过剩人口，把本地产生的“社会问题”输出到远方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拥挤在 城市里“过剩的人”成为不安定因素。
移民是由多种元素决定的
一方面，过剩人口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或无法维持既有或继承的社会地位，这通常出现在先进的现代化进程主导的地区。 另一方面，同样因为快速的现代化，产生了过剩人口的国家(即使是暂时的)在技术和军事上优越于那些尚未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地球已经满负荷”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
它标志着“无人区”的消失，标志着能够被界定或被视为无人居住、没有主权管辖的土地的消失，标志着可以作为殖民地的土地的消失。
清除和处理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废弃人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深层意义
这两个过程都是因为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力量差距持续拉大的必然结果，这也导致现代生活模式被限制于一个相对较小的“特权”区域。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的直接或间接源头，或许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
富人和他们雇佣或解雇的穷人之间的鸿沟会持续扩大，世界上收入位居前20%的收入总和已经是位居后20%的收入总和的114倍。
现代化席卷全球，于是现代生活方式也遍布全球
对于这两个后果，我们曾简要地指出，但它们值得更多的关注。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华康德(Loic Wacquant)提出一个悖论:过去那些致力于争取减少国家干预，以解放资本及其对于劳动力的使用，并取得显著成功的人，今天却在拼命要求增加国家干预，以遏制放松就业状态管制和落后区域社会保护恶化造成的恶果
如果仔细想想，华康德指出的这个转变是必然的，并非悖论。
社会国家正在逐步地，不可逆转地变成亨利·吉鲁(Henry A.Giroux)所说的“卫戍型国家(garrison state)
他将其描述为一个越来越多地保护全球跨国企业利益的国家，“同时在国内加强了压制和军事化程度”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社会国家”(social state)是欧洲民主历史长河的最高成就，直到最近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今天却在逐渐衰退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豁免于“过剩”、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废弃人口”。
人们每天都身处市场造就的切实不安全感之中，政治力量对这种不安全感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
相反，“被包围的城堡”的心态，个人身心安全和私人财产无时不处于威胁之中的心态，是可以积极培养的。
【被贴上标签并边缘化】“底层阶级”（仅特指西方“under class”）出现了，他们被刻意贴上这一标签，好让人“集中化处理”。被别有用心地归类于此的包括酗酒者、非法移民、单亲妈妈、辍学者、吸毒者等等。原本这些人只是因为种种因缘际会生活落魄之人，他们沦落于此可能有个人的原因，也可能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总之，个体的悲剧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他们有一个对于特权阶层来说的共同点，那就是无用。他们无法为他们带来价值，福利制度的构建只会消耗资源，那么就将他们抛弃吧，以一种“道德”的方式将他们抛弃。话语权掌握在特权阶层的手中。世事是立体多面的，万事无绝对，从什么角度切入，说哪个方面，遣词造句如何，都会影响判断，这便是舆宣的力量。社会心理的塑造、舆论的引领，向来都是由特权阶层掌控。他们“解释”道，这些“无用”之人是自甘堕落，与旁人无关、与社会无关，所有的错误都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结果，救助这些人是徒劳的、于社会无益的。
这种“有毒论”宣传效果显著，它使得社会合理化了对这些人的冷漠和疏离。那些还“有用”之人，也是唯恐避之不及，他们生怕走错一步而成为底层阶级的一员。人们也不会再对底层阶级抱有同情，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后果，必须自己承担，社会没有义务进行救助，他们是社会的“大麻烦”，如果他们全都消失，对大家都有益。
“你不干，有的是人会干”，这是是特权阶层刻意营造恐慌焦虑的威胁之言。在特权阶层的价值体系中，人群分为“有用”和“无用”两种，衡量标准就是是否对其有利。污名化、隔离那些“无用”之人，是对现在还暂时“有用”之人的警醒和威胁。如果“有用”之人不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那就是躺平、自甘堕落，是自愿选择成为“无用”之人的社会“渣滓“，不值得也无需被施以同情和帮助。这样，“有用”之人时刻时刻活在不奋斗就会被裁掉的焦虑中，即便内心厌恶也必须咬牙坚持。特权阶层利用这种恐惧，放大这种恐惧，即便是为所欲为也毫不顾忌，持续挤占非特权阶层赖以生存的资源。威胁越是巨大，人们就越是听话。
新穷人的前景
对秩序的渴望及其影响
对秩序的渴望源于厌世，会促进厌世
任何秩序都在不顾一切地把一致性、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强加给人类世界，但人类倾向于多样化反复无常、不可预测。
任何秩序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它想要取代所有其他选择，终结所有进一步的选择
终结选择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否刻意，是否欢迎，厌世必将随之而来。
规范的定义及其影响
规范是秩序模式在人类行为上的投影，它把秩序的思想翻译为人类的行为选择
一旦确定了秩序，也就限定了可选的行为模式。
规范认定了某些行为是正常的，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则不正常
“不正常”意味着偏离了规范许可的模式。它会一直延伸到“背离”(deviation)，这是“不正常”的极端表现。
秩序和规范对社会的影响
秩序和规范暗示的“应该”变成了“必须”，忽略了大量的人类现实!
如果它们包容一切，能够囊括所有人，也囊括人们做的所有事，那它们就失去了意义。
秩序的设立和推广意味着实施驱逐，规范则间接地发挥着作用，使得驱逐看上去更像是自我边缘化
就秩序而言，被流放、被驱逐的是那些“违反秩序”的人;就规范而言，则是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人。
穷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每个社会都有穷人，他们是“不合适”和“不正常”的典型和原型
当某种特定的人存于世的模式被提升到规范的地位，其他的选项就会被降格到低于标准或不正常的范畴。
每个社会都根据自己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模式，塑造出不同的穷人形象，对穷人的存在作出不同的解释，为他们找到不同的价值，并制定不同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战略
在挖掘穷人的价值方面，前现代的欧洲比现代做得更好。那时的穷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是“神圣的存在之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褪去宗教光环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可以仅仅因为存在而享有权利，所有事物都必须展示出合法. 合理的证据证明自己可以享有权利。 工业时代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劳动力后备军。就业，稳定的就业、毋庸置疑的就业成为一种规范，失业与贫困画上等号--这是一种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在消费者构成的世界里没有福利国家的空间。这个工业社会的遗留看上去就是一个“保姆国家”，宠爱懒惰的人，溺爱邪恶的人，教唆堕落的人。
穷人失去位置的原因
穷人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他们被视为秩序的障碍和威胁，也违背了规范
穷人是双重危险。。一方面，既然他们的贫穷不再是天意的裁决，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谦卑恭顺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而是有各种理由抱怨和反抗那些更幸运的人，指责他们造成了自己的贫穷。 另一方面，古老的基督教慈善思想现在看来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负担，是无意义的财富消耗。把财富分享给那些得不到命运眷顾的人，曾经是一种对于来世的明智投资，但它“缺乏理性”，当然也就不符合现世的社会逻辑。
穷人的存在被视为一种糟糕的投资，永远不可能收回成本，更不用说带来收益
他们就像一个黑洞，吸入任何靠近的东西，吐出的只有麻烦。体面、正常的社会成员，那些消费者，他们对穷人没有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期待。
没有位置，没有道德义务
在消费者构成的世界里没有福利国家的空间
这个工业社会的遗留看上去就是一个“保姆国家”宠爱懒惰的人，溺爱邪恶的人，教唆堕落的人。
穷人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困境，即使他们关心，也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表明他们的愤怒和付诸行动的决心
他们的苦难无疑像所有时代穷人遭受的苦难一样，但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没有试图把自己的苦难重新变成社会关注的问题，或者这种尝试已经失败。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现在，这里有一个选择。尽管人们希望隐匿自己的人类本性，们假设选择就像空气一样具有不证自明的必要性，但大多数人仍把当下趋势之外的其他选择视为“不切实际”，甚至“违背事物的本质’
想象另一种共存方式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强项，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私有化的乌托邦，时时都在计算着得失，危机意识取代了政治愿景。
为了把工作从以市场为中心的计算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以工艺伦理(ethics ofworkmanship)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
托斯丹·凡勃伦早就指明，“工艺本能”有别于工作伦理这个现代发明，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