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书籍」“平平淡淡的一年”,写出了一个王朝的死因:读《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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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最常被读成一本权谋书。六种人:皇帝、首辅、改革家、清官、将军、思想家,在同一个朝廷里彼此消耗,没有一个得到善终。这个结构太适合被讲成职场故事:张居正用力过猛,申时行和稀泥,海瑞不懂变通,戚继光会找靠山,万历皇帝索性不干了。它常年摆在历史畅销书的台面上,被带回家之后,读出来的是“看清形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类处世道理。书里确实写了这些人,也确实写了他们的失败,把六个人的命运读成一套做人指南,会把这本书读小。

另一种读法把它当成回答“中国为什么落后”的答案书。那个著名的判断被引用得太多:“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句子脱离上下文,变成一句随取随用的文化批判。仿佛中华文明从起点就缺了一样东西,缺的是法律、是数字、是西方有而东方没有的东西。一本明史著作就这样被读成了文明判决词。

两种读法有一个共同点:把书里的道理抽出来,当成现成的结论带走。黄仁宇写这本书时的处境,很少有人在意。英文稿完成于1976年夏天,书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直译是“无关紧要的1587年”。稿子在美国多家大学出版社之间辗转退稿,商业出版社嫌它既有宫廷秘闻又有思辨内容,学术出版社说它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1979年,六十一岁的黄仁宇被纽约州立大学解聘。英文版1981年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中文稿由他自己译写,1979年经黄苗子转交中华书局,副总编赵守俨顶住“不宜出版”的意见,傅璇琮做责任编辑,沈玉成润色文字,1982年5月出版,初版两万七千五百册。推荐版本可以选中华书局2022年四十周年纪念版,校订最完整;想体会那种文言白话交融、带点幽默感的原味,1982年初版书影也值得对照。

它真正追问的是什么

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藏在开篇那段被无数人背诵的话里。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第一章《万历皇帝》开篇)

这段开头的好,在于它先把人引到“没事发生”的错觉里,再轻轻一转:“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同一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正在准备远征英格兰,中国的朝廷上却只有一些“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一个王朝的死期和另一场海战被放在同一页纸上,用的是最平静的语气。黄仁宇要问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靠什么维持统一。他的回答落在“技术”这个冷冰冰的词上。

他反复讲的概念叫“数目字管理”。这个词后来被用滥了,如今常被简化成“数字化治理”,指把一切变成可统计、可考核的数据。黄仁宇的意思更窄,也更硬。他在自序里说,研究明代漕运和财政税收多年之后,“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他不满意这种说法,因为它只描述结果,不解释一个大国为什么无法把田亩、人口、赋税变成可以精确掌握的数字。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在缺乏技术条件的时候,靠伦理和道德维持一致:官员用“应该怎样”处理“实际怎样”,法律缺乏创造性,中央看不清基层。这套办法在小范围里能运转,铺到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就处处失灵。书的结尾段把话说得最完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第七章《李贽》总论,219页附近)

“宗旨善良,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这十几个字是全书最冷的一句。它说的是好心没有用。

六个人的六种死法

张居正的死法是“独”。他是六个人里唯一试过用行政技术重整帝国的人: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用考成法给文官的惰息装上刻度。这些事都需要一个能压得住场面的强人去做,他也确实压了十年。问题在于,改革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制度没有给改革留下任何可以自己站立的机制。他一死,考成法废,一条鞭法走了样,抄家和夺谥接踵而至。黄仁宇把这一章命名为“世间已无张居正”,开篇那句判断写得很沉:“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第三章)这里的“宪法危机”不是现代意义的宪政,而是皇帝的权威、儒家的伦理、官僚的惯例三者之间那点微妙的平衡彻底散了架。一个把复位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的体系,注定要随这个人的消失而失重。

万历的死法是“怠”。他曾经下令为张居正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也正是他,在张居正死后清算了这位老师。黄仁宇把皇帝的消极怠工当作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而且给出了动机:立储之争受阻于文官,加上张居正事件让他看透了人人都有“阴”“阳”两面,“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第三章)。不答复,不批红,缺员的官位空着不补,一个人用“不做事”来对抗整个文官集团,时间长达二十年。这是全书最刺目的一幕:权力最大的那个人,剩下的唯一武器是拒绝使用权力。怠政在当时被读成皇帝的懒惰,黄仁宇读出的是制度把人逼到墙壁之后的反抗。他并没有因此原谅万历,只是把这份荒唐放回了它该在的位置。

申时行的死法是“和”。他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不碰任何人的利益,在皇帝和文官之间做平衡。书里写他:“正由于态度温和,申时行才获得皇帝的信任。”又写:“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并不能永远做到弭患补阙,相反,有时造成的严重后果,竟会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第二章、第三章,107—108页)把事情压下去,短期内确实能让所有人满意,代价是问题继续烂在底下。申时行并非无能。他把“不出事”看得比“办成事”更重,这种选择本身是制度的产物。

海瑞的死法是“清”。他是道德完人,百姓叫他海青天,同僚却没人愿意照他的方式做事。黄仁宇的评价毫不留情:“海瑞的一生经历,凸显出一个道理,个人道德之长,远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第五章,125页)海瑞在南直隶强令缙绅退田,按《大明律》办高利贷,既不考察江南土地兼并的成因,也不设立调查和裁决的机构,结果“贫民以为德,富户以为仇”,政令推不下去,人被排挤,闲废二十多年。书里给他的考语是四个字:志大才疏。这四个字说的是方法。

戚继光的死法是“能”。他会练兵,创鸳鸯阵,写《纪效新书》,招募义乌矿工成军,依靠张居正的庇护才做成这些事。张居正一倒,他被弹劾罢官,贫病而终。黄仁宇写得很直白:“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想要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使得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在事实上是绝对办不到的。”(第六章)军事上的成功改变不了武人在制度里的位置。

李贽的死法是“想”。他看穿了礼教的虚妄,《焚书》《藏书》一印再印,却始终没有变成可以操作的东西,最后死在狱里。“李贽生命中的最后两天,是在和创伤血污的挣扎中度过的。”(第七章)黄仁宇没有把他写成烈士,写的是思想界的苦闷本身。

六种死法加在一起,才是全书结尾那句“失败的总记录”:“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第七章总论)“无分善恶”四个字最狠:勤奋和懒惰、清廉和贪污,落到同一台机器里,产出相同。

中文版是两个人写出来的

关于这本书,有个细节比它的结论更有意思。读者手里的中文《万历十五年》,严格说不是黄仁宇一个人写出来的。他离国三十多年,汉语生疏,稿子由自己从英文译写,文字带着译文腔和旧式表达。傅璇琮请古典文学专家沈玉成做全面润色。1980年1月沈玉成改完第一章,傅璇琮在信里定了四条原则:保持原作的论点和材料;尽可能保持原有文字风格,即文言白话交融、具有某些幽默感的语言,同时保留译文的意味;对语意不明的词句稍作删节;个别段落稍作调整。

光明数字报披露过第一章开头的两种文本。黄仁宇原稿是:“1587年,为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国无大事可堪铺叙。……事既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即将这一年剔除于历史记载之外呢?此又不可。”沈玉成润色后的定稿,就是那句人人会背的“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差别不止在“全国无大事可堪铺叙”改成“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原稿里的提问是“我们是否可以即将这一年剔除于历史记载之外”,一个外来研究者对着中国史料的发问;定稿改成“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把作者本人摆到被追问的位置上。一个疑问句换了主语,书的叙述姿态就变了。流传最广的那段中文,是两个人接力写出来的,这一点几乎从不被提起。论点归黄仁宇,语气有一半要算在沈玉成头上。

赞美来自文学界,怀疑来自史学界

这本书在学术界受到的待遇,和它在书店里的待遇正好相反。美国学界把“大历史观”看作过时的大叙事,违背当时兴起的微观史和下层社会史潮流,这是它屡遭退稿的原因之一。小说家厄普代克在《纽约客》撰文推荐,说这本书“深富历史学识”,又有卡夫卡式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1982年和1983年,它两次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类好书提名。赞美多来自文学界,怀疑多来自史学界。这个分野说明它站在两个领域的边界上:用小说的笔法做历史的判断。

中文世界的批评更直接。胡文辉的文章题目叫《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万明写过《16世纪明代财政史的重新检讨——评黄仁宇》,针对他的财政史底子;台湾学者龚鹏程说自己读黄仁宇的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葛兆光指出“数目字管理”的说法里有韦伯理论的阴影,容易把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摆成两极;张宏杰把它归入“历史学的余秋雨”一类。大陆有“历史学的余秋雨”的叫法,台湾有“史学界的琼瑶”的调侃。这些批评指向同一处:黄仁宇造词多,论证少,判断在前,证据在后。

黄仁宇自己承认过大历史观的来历:“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这话不算托词。他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三联书店2001年版)里说:“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他二十出头从南开电机系投笔从戎,在缅甸密支那负伤,战后赴美从大学三年级读起,三十四岁才进历史系,四十八岁才入行。1979年被解聘时他写:“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又说:“我只要一听到热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顶有破洞,心都会一阵抽痛。”一个教了十年书的人,因为一本书的稿费问题去计算屋顶的修补费,这样的经历在史学界不多见。他的“大历史”是从这些缝隙里长出来的。理解这一点,批评会变得复杂:他的粗糙和他的洞察来自同一个源头。

这本书的弱点也在这里。“数目字管理”被推成了一个万能答案,哪里讲不通就归到技术不够。万明对明代财政的重新检讨指出,他使用的材料和对材料的处理都有可议之处。把中国两千年的问题压到“道德代替法律”一句话上,解释力很强,代价是把无数例外和反复压平了。一本书越容易讲给饭桌上的人听,越可能在专业层面留下漏洞。

今天读它,用处在哪里

这本书在今天的用处,和“以史为鉴”关系不大,倒更像一副眼镜。

贴身的场景在办公室里。一个部门出了问题,会议上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追责谁的态度不端正、谁的责任心不够,很少有人问流程哪里缺了一环、数据为什么不透明。申时行式的“大事化小”在职场里活得好好的,因为压下去对每个人的当期利益都好;海瑞式的较真往往换来“志大才疏”的评价。明朝官场和任何组织里都有这种倾向:用道德评价代替制度设计。改造制度要动很多人的利益,指责道德只需要动一个人的名声,后一件事便宜得多,所以总被先做。

公共层面的场景是“数字化”这个词的热闹。这些年“数目字管理”被不断简化,变成买一套系统、上一块大屏、把指标都连上网。黄仁宇说的“可以用数字管理”,前提是先有能力把田亩、人口、赋税这些基本事实查清,让国家和社会之间有一层可计算的中介。大屏只解决呈现,不解决事实。一个连基础数据都要靠层层上报的体系,屏幕上跑的仍是估计值。这本书提醒的正是这个次序:技术不是最后加上的装饰,道德愿望要落地,必须先经过这道窄门。

谁适合读这本书?愿意把“失败”当成一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人品问题来看的人,会读得进去。谁会失望?想在里面找权谋技巧、找人生建议、找一句能发朋友圈的结论的人。书里确实有很多漂亮句子,摘出来的时候,那台把所有人碾成失败的机器就被忘掉了。

黄仁宇没能解决的问题也留在书里。他给出了“数目字管理”这个方向,却没能说清楚这套东西怎么在一个有自己伦理传统的社会里长出来。他批评传统中国把一切交给道德,自己的解释又带着强烈的目的论,历史似乎一直在朝某个终点走,到明代卡住了。批评者抓住的正是这里。一个不断用“落后”“不及”来描述自己文明的研究者,很难彻底避开他身处的时代和学科给他设下的坐标。

开篇那句“平平淡淡”还在:西班牙舰队正准备出港,北京的官员在冰雪未化的街道上赶去参加一场临时传闻的午朝大典,谁也不知道这一天该记下什么。黄仁宇真正想说的是,等到一件事值得写进史册,能改它的机会已经用完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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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c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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