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书籍」几百万人从未见过彼此,却愿意为彼此去死:读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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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为陌生人赴死的年代

在十八世纪之前,一个人为「民族」去死是件难以理解的事。他可以为领主、为教宗、为国王去死,这些对象有具体的面容,至少能在画像上认出来。为一个由几千万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组成、边界画在地图上、语言靠印刷品才彼此连通的「祖国」去死,需要一套全新的心理装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要回答的正是这件事:这套装置怎样被造出来,为什么它在两百年里获得了近乎神圣的强制力。

书于1983年由伦敦Verso出版社初版,原名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991年增订第二版,2006年再版时加入《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一章。中译本用吴叡人的译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首印,2011年8月出增订版,属「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243页。下文所引英文原文标注章节与1991年版页码,中文为参照吴译的自译。

「想象」这个词被听错了

导论里那个著名定义,安德森自己标明是人类学式的:“In an anthropological spirit, then, I propose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 of the nation: it is 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 – and imagined as both 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第一章,第5至6页;自译:本着人类学的精神,我提出如下民族定义:它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象为天生有限且主权的。)

这句话被引了无数次,也被听错了无数次。最常见的听法是把「想象」当成「虚构」,仿佛安德森在说民族是编造的谎话,戳穿之后就会消散。他在书里反复堵这个缺口。「想象」说的是构造方式,与真假无关。任何规模超出面对面交往的共同体,成员之间不可能全部相识,维系它的只能是每个人头脑里那幅关于「我们是谁」的图景。修道院、王朝、教区,都靠这样的图景维持。

紧接着的一句,把这层意思说得更透:“It is imagined because the members of even the smallest nation will never know most of their fellow-members, meet them, or even hear of them, yet in the minds of each lives the image of their communion.”(第一章,第6页;自译: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永远不会认识、遇见、甚至听说他们的大多数同胞,然而在每个人心中都活着一幅关于他们彼此相通的图像。)

这段值得慢读。安德森把「想象」放在认识论的位置,谈的是人如何知道彼此,与共同体是否存在无关。他选的词是communion,共享、相通,带着一层宗教意味,仿佛每个成员私下里都在参加同一场圣餐。一个从未去过新疆的黑龙江人,一辈子不会遇见大多数同胞,听到国歌时却会站起来。这种站起来的默契依赖的正是头脑中那幅图像。图像有真实的社会效果:征兵令能送到,税率能被接受,灾难中的陌生人会互相捐献。虚构之物产生不了这些后果。把「想象」读成「虚假」,等于把社会建构的全部机制一笔勾销。

有限、主权,以及一个王朝留下的空位

把民族同其他想象共同体区分开的,是那个定义里的两个限定词。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它却把自己想象成普世的,理论上覆盖全人类;王朝共同体以血缘和神授为轴心,边界随继承、婚姻、征服而伸缩。民族被想象成有明确边界的,边界之外是别的民族;它被想象成主权的,直接对人民或上帝负责,中间不再需要神授君主做中介。安德森把这一转变放进启蒙与革命摧毁王朝合法性的过程里,民族“dream of being free, and, if under God, directly so. The gage and emblem of this freedom is the sovereign state.”(第一章,第6至7页;自译:梦想着自由,若仍在上帝之下,也是直接处于其下。这种自由的保证与象征,就是主权国家。)

这个空位很关键。王朝垮掉之后,「谁在统治」这个问题需要新的答案,而「人民」填了进去。安德森在导论开头还留了一句俏皮话,说民族主义「从未产生出自己的伟大思想家,没有霍布斯、托克维尔、马克思或韦伯」(第一章,第5页)。这句话常被当成抱怨,它在书里的功能却是定位:马克思主义把民族主义当作资产阶级的阶段性工具,自由主义把它当作起步阶段的诉求,两套理论都没有为这种情感留下位置。写这本书,就是要给这个没有思想家庇护的幽灵画一张相。

与安德森同年出版的两本书,恰好构成一组参照。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归因于工业化社会对同质文化的需求,霍布斯鲍姆与兰格编的《传统的发明》强调那些看似古老的传统多半晚近才被制造。三个人共享一个前提:民族是现代的产物,是被造出来的。分歧在制造者是谁。盖尔纳点了工业,霍布斯鲍姆点了国家仪式,安德森点了印刷机。

印刷机做了一件它并不知情的事

全书最硬的论证在第三章,主题是印刷资本主义。安德森的问题很具体:那幅关于「我们」的图像,最初靠什么技术被大规模复制?他的答案是印刷术与资本主义的相遇。

论证链条可以拆成几步。印刷商要赚钱,就得扩大读者群。拉丁语读者有限,方言读者多,于是资本推动印刷业转向方言。方言被印成书籍、报纸、小说,逐渐标准化,形成「印刷语言」。原本互相听不懂的口头方言,在印刷品上固定成同一种可读的文字。读者读到同一份报纸、同一本小说,虽然彼此不认识,却知道自己正和无数人同时读着同样的东西。这种「同时性」是关键的中间环节:它把分散的个体想象成一个共同体的成员。

“The convergence of capitalism and print technology on the fatal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created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form of imagined community.”(第三章,第46页;自译:资本主义与印刷技术在人类语言那致命的多样性上的汇合,创造出一种新型想象共同体的可能。)fatal diversity这个措辞耐人寻味。语言的分歧本是巴别塔之后的惩罚,在安德森这里却成了原料:资本主义在中世纪统一的宗教语言崩塌之后,把语言的碎片重新拼成了民族。那个新版图一旦形成,就很难退回去了。

报纸和小说在安德森笔下承担不同的功能。小说提供细节:一条街道、一个咖啡馆、一种口音,读者认出那是「自己的」世界,同时对那个世界里的人产生同情。报纸提供同时性:今天是几月几日,版面上并排排列着本地新闻和遥远国度的事,读者由此感到自己与整个世界的陌生人共处同一时刻。本雅明关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说法被安德森借来,用来说明这种同时性如何把马来西亚的渔夫和冰岛的工人装进同一个「现在」。第九章的标题「历史的天使」,直接取自本雅明。小说里那个从未露面的读者同胞,和纪念碑下无名战士的墓穴,在安德森看来是同一种想象的两个面孔:具体得让人落泪,又空洞得可以装进任何人。

论证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前提。印刷资本主义解释了「为什么民族能被想象出来」,没有完全解释「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安德森把来源放在美洲的欧裔移民,认为民族意识最早在这些被宗主国歧视的移民后代中成形,随后作为「模块」被复制到欧洲和殖民地。移动的方向与常识相反:民族不是欧洲发明出来再输出的,美洲先做出来,再回流。

一个一生都在跨越边界的人

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有一段插曲比许多正文更能说明它的来处。安德森1936年8月26日出生于昆明,父亲供职于中国海关,是爱尔兰人,母亲是英国人。1941年全家离开中国,此后在英国、爱尔兰、美国之间辗转。他后来形容自己:出生在中国,在三个国家长大,说一口过时的英国口音,持爱尔兰护照,住在美国研究东南亚。少年时代在爱尔兰的沃特福德,他因为口音和背景被邻居讥讽;1956年在剑桥,他目睹英国上层学生欺辱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的同学,苏伊士危机中的这幕场景把对殖民主义的道德义愤种进了他后来的研究。

他在康奈尔师从东南亚研究专家乔治·卡欣,学会了印尼语和爪哇语,骑摩托车在印尼跑田野。1971年,他与鲁斯·麦克维合写匿名流传的「康奈尔文件」,用印尼军方内部矛盾解释1965年的政变,推翻苏哈托政府的官方说法。文件泄露后,他从1972年起被禁止入境印尼,长达二十七年,直到1998年苏哈托下台。他在晚年写过一句话,说《想象的共同体》要感谢苏哈托:进不去印尼,才逼他转向更广阔的比较,转向「民族」这个此前不在他研究计划里的问题。(美国哲学会2017年发布的安德森传记中记载了这句话。)

这一节不是花絮。一个持爱尔兰护照、生在昆明、研究印尼、被印尼驱逐的人,对「我们」这两个字的敏感,来自反复被划到「他们」那一边的经历。书里那种对民族情感既不轻信也不刻薄的调子,与这种处境有关。他多次强调自己在情感上并不敌视民族主义,还特别看重其中乌托邦的一面:民族想象让人愿意为陌生人牺牲,这份能力本身值得珍惜。

三处裂缝

书出版后,批评从三个方向涌来。

帕尔塔·查特吉在1996年写下《谁的想象的共同体?》,质问安德森的「模块」理论。如果殖民地民族主义只是对欧洲模式的复制,本土精英自己的创造在哪里?查特吉指出,反殖民民族主义在精神领域早就完成了自己的想象,物质上模仿西方,精神上并非如此。安德森把民族主义的起源放在美洲、再向外扩散的路线,看似反欧洲中心,仍然把「民族」这种形式的发明权交给了特定地区。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里走得更远,主张把被民族叙事压下去的多元历史重新释放出来。

女性主义批评盯住导论里那句“deep, horizontal comradeship”。安德森的原话是:“Regardless of the actual inequality and exploitation that may prevail in each, the nation is always conceived as a deep, horizontal comradeship. Ultimately it is this fraternity that makes it possible, ove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for so many millions of people, not so much to kill, as willingly to die for such limited imaginings.”(第一章,第7页;自译:无论各共同体内部实际存在多少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被设想成一种深刻的、横向的同志之爱。过去两百年里,正是这种兄弟之情使数百万人愿意为这样有限的想象欣然赴死,而不只是去杀人。)这个词是fraternity,兄弟情谊。民族被想象成横向的同志关系,这份「横向」掩盖了内部真实的等级,而「兄弟」这个隐喻本身把一半人口排除在外。not so much to kill这个限定也值得留意,安德森没有否认杀戮,他把重心放在赴死的自愿上,这份分寸既是修辞,也是他对民族主义保持同情的证据。

第三个疑问关于技术。印刷资本主义的解释力在欧洲很强,在中国却遇到麻烦:中国早在宋代就有雕版印刷,明代就有成熟的书籍市场,为什么没有先产生民族意识?安德森在《比较的幽灵》和后来的修订中承认,「为什么是欧洲」是个绕不开的问题。印刷术是必要条件,各处的宗教、王朝、时间观念组合方式不同,结果也不同。这个承认让他的理论比口号式的「技术决定论」更诚实,也暴露了解释的边界:它能说明民族在何处可能,对在何处必然,说得少。

手机屏幕上的同时性

把这本书放到今天,最先被验证的是「同时性」。热搜榜单每天把千万人拉进同一个「现在」。早上七点,地铁里的人各自低头刷着同一条新闻,彼此不认识,却同时知道了同一件事,并且同时愤怒或同情。安德森笔下读者与报纸的关系,被手机屏幕复刻了一遍,速度快得多,图像也密得多。

贴身的日常里,想象的共同体以更小的尺度反复出现。「老乡群」「校友群」「我们这届毕业生」,成员多半从未谋面,群名一挂,责任和义务就跟着来了:转发、接龙、凑份子、为某个群里的人辩护。这些群体规模不大,运行逻辑与民族相同,都靠一幅头脑中的图像维持。一个从没在群里说过话的人,看到「我们河南人」被冒犯时也会生气,生气的依据正是那幅图像。这类小共同体的黏性时强时弱,恰恰说明想象本身并不保证长久,它需要持续的复制工作。

公共层面的例子更沉重。疫情期间的方舱医院,陌生人隔着床位互相喊「加油」,病毒把他们临时编成一个「我们」,方舱拆除后,这种联结迅速消散。它消散得比民族慢还是快,取决于有什么机制继续复制那幅图像:纪念碑、教科书、节日仪式,或者平台的算法。今天承担「印刷资本主义」角色的,是推荐系统。它决定什么内容被同时推给最多人,也就悄悄决定哪些「我们」能被想象出来,哪些不能。

读完之后剩下的疑问

这本书适合两类人。研究民族、殖民、国家建构的人绕不开它,书里那套概念工具已经进入所有相关学科的基本词汇。另一类是愿意审视自己最自然情感的人:把「爱国」这种看似本能的反应拿起来,看看它由哪些技术、哪些故事、哪些重复构成。

它会让另一些人失望。期待一本「民族主义通史」的读者找不到想要的答案,全书按机制展开,不是编年叙述。想从书里读到中国民族问题具体结论的读者也会落空,安德森的材料以东南亚和美洲为主,中国只在讨论印刷术和帝国时出现。对理论要求更强的读者,可能会嫌「有限」「主权」两个限定词说得过快,本雅明的「空洞时间」借用得过于直接。

留下的疑问是关于黏性的。书解释了民族怎样被想象出来,对某些想象为何坚固、另一些为何转瞬即逝,回答得不够充分。老乡群会冷掉,方舱里的「加油」会散,民族却延续了几个世纪。差别在哪里?安德森给出的答案是印刷、语言、制度长期的复制工作,这个答案成立,尚未穷尽。一个更尖锐的问题被他悬在那里:如果民族是被想象出来的,想象的主体究竟是谁?是印刷商、是精英、是国家机器,还是每一个在国歌声里站起来的普通人?查特吉追问的正是这个空位。这个问题在书里没有封闭的答复,读者合上书之后,还得自己想下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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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c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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