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对句里藏着一个历史问题
道光年间,龚自珍写下两句流传极广的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前一句写恐惧,后一句写退让。读书人离开座位,是怕邻座聊到禁忌的话题;提笔作文,动机也退化了,只求换口饭吃,不敢再有别的指望。
这两句诗常被当作对文字狱的一般性控诉。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里追问的,是它背后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清代的文字狱,朝廷正式办理的案子数量有限,牵连的人数也有限,可恐惧的覆盖面远远大于案子的半径。绝大多数读书人一辈子碰不上任何案子,却在落笔之前反复掂量,把可能犯忌的句子提前抹掉。这些没进档案的压抑,找不到行刑者,也找不到案卷。它们去了哪里,怎样发生?
这本书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出版社的简介概括得很准:权力像水分子,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最微细、最日常、最私密的空间里发挥力量。朝廷点火的案子只是一小部分,大面积的工作由读书人自己完成了。
一个借来的比喻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借自福柯。福柯研究监狱与规训时有一套水力学的想象:权力不在制度的顶端停留,它要渗透到管道末端,抵达毛细血管级别的细微处。王汎森把这个比喻搬到清代,考察它在文献世界里如何运行。
有形的管道先被交代清楚。乾隆朝禁书的命令通过行政系统逐级下发,各地书局、地方地保、学政系统的教官、乡绅、书商,都成了传导禁令的环节(414至416页)。禁书目录进入书坊后,书坊主人得自己学会判断哪些字眼危险,判断的依据一部分来自官府,更多的来自同行遭殃的传闻。这已经越出官府的直接控制,变成社会内部的自动运转。
更要紧的是无形的管道。士大夫的人际网络同时是信息与情绪的传播网。有人尽量不留字迹,有人与人交谈时从不触及敏感话题,有人把藏书里可能犯忌的人名字句涂抹掉。这类行为一旦在圈子里出现,恐惧自然传染,引来模仿,形成放大效应。王汎森给它起了个名字,涟漪效应。石头落进水里,波浪扩散的范围远大于石头的体积。
书名篇的末尾有一段完整的总结:「清代政治对文化领域之压制最大的影响,是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462页)。四个萎缩层层递进,最后落在心态上。这个顺序本身就是论点:压抑最深的后果发生在人心深处,档案反而记不住它。
引文里的「非政治化」还需要一层剥解。退隐的人并非不再关心政治,他只是自觉地不对政治发言,把关心藏进日记、书信和注释里。表面上的万马齐喑,底下是全面的政治化:连沉默都是对政治形势的回应,连闭嘴都要计算时机。这个概念解释力惊人之处在此,它说明恐惧的终点不是顺从,而是一整套自动化的、不再需要监督的精神动作。
版本也需要交代。这本书的台湾版由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4月刊行,收十二篇专文加一篇附录;大陆简体版201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收入「博雅撷英」丛书,属修订过的版本,引文经过全面核对。两个版本主体一致,普通读者拿简体版就够了。
连皇帝也是被统治者
第八章引了一条宗室的批语。永忠作诗吊曹雪芹,宗室弘旿在旁边批了一句:「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书听说很久了,坚决不看,怕里面有犯忌的话。弘旿是皇族,地位够高,消息够灵通,依然选择离得远远的。碍语两个字指向政治上的敏感内容,与绮语艳情无关。
王汎森顺着这条材料得出一个冷峻的判断:统治者本身既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旁证还有一条。近人的研究发现,乾隆做皇子时写的史论,集中在汉、唐、宋三代,绝口不谈明代和本朝。贵为皇子,议论前朝与本朝仍是危险动作,落笔前先把近两百年从视野里裁掉。
第七章处理的曾静案提供了另一个极端的样本。雍正年间,湖南落第书生曾静派徒弟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反清,事败后被押解进京。雍正没有按常规迅速结案,选了一条史无前例的路:与钦犯公开辩论。皇帝亲自撰写上谕,逐条回应曾静的反清理由,辩论的核心是华夷之辨这个当时头号敏感话题,最后把审讯记录、皇帝上谕与曾静的悔罪供词合编成《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要求各地士人学习。乾隆继位后立刻反其道而行,收缴销毁这本书,将曾静处死。谋反的案子古今都有,让读书人脊背发凉的是这个案子的姿态:皇帝要与钦犯就王朝合法性公开对辩,话题本身成了禁区,连皇帝赢了辩论的记录都变成了禁书。禁区划在哪里,事先没有答案,只能事后才知道。
一般的想象里,恐惧自上而下,边界由律条划定,律条之外应该有自由。这本书展示的恰好相反。律条有边界,恐惧没有。连站在权力最顶端的人,登基之前也要小心看管自己的笔墨。这种气氛里没有人可以自由驰骋,禁区的大小由每个人自己估计,而估计总是宁大勿小。
删书的人不署名
第八章还引了一条来自常熟的材料。王应奎《海虞诗苑》记载,陈玉齐的《情味集》五卷由何屺瞻出资付刻,门人周以宁校定时说过一段话:「《情味集》之刻,不佞实为校定,其中稍涉忌讳者,先生悉令删去,恐触文字禁,负屺瞻意。」书是别人出钱刻的,作者怕连累刻书人,主动把犯忌的内容全删了。周以宁特意把这件事记下来,因为这样的人太少,大部分动手删改的人不会透露自己的身份。
于是全书给出一份耐人寻味的清单。删窜勾涂者可以是原作者,可以是刻书者,可以是编者,可以是再版者,可以是后代子孙,可以是藏书家,更可以是读者。王汎森由此写下全书最大胆的一句判断:「在自我禁抑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受害者或加害者之分。」
这句话在方法论上带出一个难题,也构成这本书最有原创性的部分。传统的历史研究处理压制靠档案:谁被起诉,谁被流放,哪本书被禁,一一对账。自我压抑的对象恰恰以不存在为存在方式。删掉的字没有副本,烧掉的稿子没有存目。历史学家能做的,是从挖改的墨迹、突然缺失的卷叶、避讳的缺笔、文集里前后矛盾的序跋里,读出那些沉默的动作。有点像考古学家面对一片被清理过的工地,遗迹本身经过整理,证据先天残缺。王汎森对此有清楚的自觉,他把残缺本身当作研究对象,而不是障碍。
一段绕路:研究者自己的处境
王汎森在一次访谈里坦白过这本书的自传成分。他少年时在台湾南部长大,白色恐怖的气氛以传言的方式存在:某个乡镇出过一位政治犯,关了几十年;父亲的一位校长朋友被捕,消息断断续续传过来。他从未亲眼目睹任何事,这些传言带来的震慑力量却影响了他一生。多年后整理书名篇的长文,他忽然意识到,「我的一部分研究主题其实带有自传性」。
这段坦白值得单独写出来,因为它解释了这本书的目光。孔飞力写叫魂,关心的是帝国机器如何被一件小事搅动,官府、民众、皇帝如何在恐慌里各自表演;王汎森关心的是更安静的东西:没有事件发生的时候,恐惧怎样在人的私人世界里安家。前者写热闹,后者写安静。安静更难写,杀伤力也更持久。
序论里还有一副更完整的骨架。王汎森说清初以来有四股力量的齐旋:一股是晚明以来已经相当成熟的生活逻辑,城市化、商业化、逸乐、流动;一股是道德正统主义的力量;一股是经典考证回向古代的势力;一股是异族统治者的不安全感带来的政治压力。前三股力量各自都在生长,第四股随时可以把它们拦腰截断。这本书讲的压抑,压住的不只是几句犯忌的诗,还有一整个正在成形的生活世界。被删掉的字背后,站着没能继续生长的可能。
前半本书与后半本书
十二篇专文里,直接落在书名主题下的是三篇,作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其余篇幅有一大块在讲明末清初的道德严苛化:人谱、省过会、日谱、讲经会。士人随身携带记录善恶功过的册子,逐日登记,组织团体互相省察,把道德修为做成一套可以按日打卡的技术。
初读容易觉得这部分与书名无关,翻检多了会看出一条暗线。道德自我的收束与政治自我的收束,用的是同一套身体技术:自我监视,逐日反省,先于任何外部审查的自我检查。晚明的道德严苛训练了一代人向内用力的习惯,清代的政治压力接手了这套习惯,把它转向更现实的恐惧。两半本书由此接通,只是接通的逻辑要读者自己拼,作者没有明说。
弱点也在这里。书名的号召力远大于全书结构的紧凑度,读者冲着文字狱来,先要穿过两百页的道德修身史。毛细管作用这个概念也有修辞大于论证的嫌疑:自我压抑如何与文体惯例、避讳传统、道德内省区分开?一个学者在文集里不写本朝事,可能是怕,可能是时代风气,也可能只是没兴趣。书里的证据以个案为主,个案生动,汇总起来的因果力量却难以测量。王汎森的办法是堆叠案例的密度,让模式自己浮现,这个办法有效,说服不了所有怀疑者。
潮汐:禁书的复出
全书最后一章处理一个吊诡的现象:道、咸以后,被禁了上百年的书陆续复出。钱谦益的著作、吕留良的文字、各种禁毁书目里的书,重新进入流通。复出带着系统性的痕迹:书商重刻,学者重刊,藏书家重新题跋,有的书甚至用当年避讳的方式反过来标记自己曾经被禁。
禁书的复出像潮汐。压得越彻底,退潮之后滩涂上留下的痕迹越清晰。这一章给全书收了一个开放式的尾: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有效,可它压住的东西一直在地底下走,等一个松动的时刻。压抑的历史与复出的历史,是同一段历史的两截。
两个场景可以说明这本书离今天并不远。一个贴身的:在社交平台上写字的人,多数都有过发出之前删改几遍的经验,用拼音缩写替代特定的词,用谐音字绕开检测,把一个话题拆成三段暗示。这种落笔前的自我掂量,与清代读书人的精神动作在结构上相似,只是风险量级完全不同,前者顶多账号受限,后者是抄家流放。另一个是公共的:出版行业的编辑案头都有一份内部尺度清单,作者交稿之前先按清单过一遍,没有人下达命令,清单在行业内部代代相传。读这本书的时候,手会时不时停在某一页上,想起自己删掉过的那些字。
这本书适合对清代思想史、书写史、审查制度史有兴趣的人,他们能得到一批扎实的个案和一套可携带的概念工具;研究记忆与沉默的学者,可以把它当方法范例。想看文字狱惊悚故事的人会失望,前半本道德修身史足以让人失去耐心;想得到一个干净结论的人也会失望,这本书最后留下的问题是开放的:那些没进入任何档案的删除,究竟有多少?没有人数得清,这恰好是它最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