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者会说，阅读虚构作品是最高级的共情训练。托尔斯泰写了那么多人物的苦难，读者沉浸其中，用想象力去感受、去痛，仿佛每一次都是对共情肌肉的锻炼。日积月累，读过《战争与和平》的人，理应比没读过的人更能体察现实里他人的痛苦。这个逻辑听起来无懈可击：虚构是练习，现实是考场，练得越多，考得越好。
然而，2013年，心理学家Tiffany Watt-Smith和她的团队做了一个关于慈善捐款的实验。受试者被分为两组，一组阅读一篇悬念十足的短篇故事（欧亨利式的叙事），另一组阅读一篇信息类文章（同样关于流浪汉的生活状况）。阅读完毕后，两组人都被问到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否愿意为帮助流浪汉的公益项目捐款？结果令很多相信文学价值的人感到不安——阅读故事那一组的平均捐款金额，显著低于阅读信息文章的那一组。
这不是孤例。行为心理学家Emily W. Blake在2013年发表的系列实验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她让受试者沉浸在精心构建的虚构叙事中，然后测量其在随后任务中的亲社会行为倾向。结果显示，叙事越引人入胜，受试者越愿意在内心体验角色的情感起伏——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更强的行动意愿，而是更弱的实际行动动力。
原因在于叙事转移（narrative transportation）的内在机制。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故事里，角色的苦难成为他情感体验的全部。虚构的眼泪流过了，虚构的愤怒燃过了，大脑在神经化学层面已经产生了一种我已经做出了情感回应的主观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会悄悄告诉神经系统：同情心的配额用完了，不必再调用更多能量去处理现实中那些同样需要同情的人。
心理学把这种现象叫做同情心替代效应（compassion substitution）。它是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的一个变体——人们在心里做了一件好事（体验角色的苦难）之后，无意识地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同情心的义务，从而降低了真实行动的动力。Watt-Smith的实验里，故事组受试者感受到的情感强度并不低，他们只是没有把这些情感转化为行动。
这里出现了一个表面上的矛盾。心理学家Raymond Mar和Keith Oatley（前者现任剑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后者是虚构认知理论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的大量研究表明，阅读虚构作品与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的提升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性——阅读小说多的人，确实更善于推断他人的心理状态。这个结论在心理学界几乎没有争议。
那问题出在哪里？在于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变量：认知层面的推断能力，与行动层面的付出意愿。阅读小说确实让人更懂得他人——更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在某个处境里做出某种选择，更能感受到一个人内心的复杂与纠结。这是认知的细腻化，是真实的。但懂得不等于愿意帮。共情在虚构世界里的消耗，和在现实世界里的行动意愿，走的是不同的神经通路。
Mar和Oatley的研究发现的是第一条通路——虚构叙事锻炼了心智理论这套认知工具。Watt-Smith和Blake的研究发现的是第二条通路——叙事转移消耗了行动动机，却没有补充真实的情感能量。两条通路可以同时存在，各走各的，互不干涉。
这让文学让人更有道德这个被广泛引用的说法露出了它粗糙的一面。它描述的是一种人们热切希望看到的相关性，却没有说清楚中间的机制是什么，以及这个机制究竟通向哪个方向。
更深的一层在于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认知不对称。虚构的苦难有边界，有终点，有情节赋予的意义感——它不会无限延续，不会越来越无法忍受，不会迫使读者面对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无能感。而现实的苦难没有这些。现实的苦难是持续的、腐烂的、无人问津的。当一个人习惯了虚构世界的苦难有解（书合上，问题解决了），他对现实中无解的痛苦耐受度，反而可能下降，而不是上升。
不是说不应该读小说。虚构叙事是人类认知的伟大延伸，它让人走出个体经验的牢笼，接触那些在物理上永远无法抵达的人生。这些是真实的。但读多了小说，人就更愿意帮助他人这个结论，需要加上一个限定：在虚构世界里感受到的同情心，不是可以跨情境转移的情感资源，它在那个叙事空间里产生，在那个叙事空间里耗尽，留给现实的所剩无几。
一个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读得潸然泪下的人，并不比一个只看新闻报道的人更有可能为身边的困境伸出手。这个结论让人不适，但它是行为科学给出的结论，不是文学评论家的空想。也许正是因为它让人不适，它才值得被说出来。